中国还将有多少鬼城出现？

这个问题尖锐的摆在各地政府面前。

在7月30日举行的2013年中国城镇发展报告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给以警告说，地方好大喜功建设新城，圈地太多，但农民进不来，导致鬼城问题出现。

此前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郑州郑东新城、云南呈贡新城等，以被称为鬼城著称。这些地方高楼林立，但是鲜有人居住。

根据当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镇发展报告，截至2012年，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存量大约为1.9亿人。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0亿和3.9亿。

上述农民转为城市市民后，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城镇人口约为8.4亿；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城镇人口将超过9.5亿。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80%。

不过，这么乐观的数字，可能存在问题，原因是，农民进城需要自己购房，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支。此外，地方为了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大力造城，但是没有产业支撑，可能使得农民工不仅仅失地，而且失业。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城镇化的第一推动力是自由迁徙。

过去不让农民进城不对，现在赶农民进城也不对。很多地方赶农民进城，建农民城，失地农民就住在农民城里，和真正城市比起来是两张皮。

3.9亿农民待转移为市民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1.5%，不过，该城镇化率，不仅仅包括已有的城镇人口，也包括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而去掉这一部分，实际真正享有市民待遇的居民并没有这么多。

比如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公布的数字51.3%，2012年提高到52.6%，但2010年全国按城镇非农业人口计算的市民化率仅27%，2011年也只有不到40%。

党的十八大文件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的内容，这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内需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2011年左右，中国有1.8亿农民工在城市，这部分人有变为城市市民的意愿。

此外，2012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2103万人，据估算50%是农业户口人口。

如果把存量和增量加在一起，2020年前全国大概有3.0亿，2030年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变为市民，对于国家而言，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比如以每年需要解决2500万农业人口市民化，按一次性人均公共投入2.6万元计算，每年需要政府财政投入是6500亿元，占2012年公共财政收入的5.5%。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指出，城镇化将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会拉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

农民工市民化，是目前国家发改委编制的城镇化规划最核心的内容。该规划迄今仍未出台。有社科院专家指出，该规划出台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原因是，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仍需要细致深入的研究，而被进城与鬼城问题如何解决，是一个问题。

李扬则认为，西方国家有的城镇化率到百分之八九十，但是中国到底多少合适值得研究。此外，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原因也要搞清楚。否则采取目前占用农村最好的土地扩城的方式，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被进城与鬼城问题难解

根据了解，尽管目前每年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但是到底未来还有多大的潜力，以及未来中国城镇化率的峰值多大，仍存在争议。此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到底采取何种路径，也待研究。

而很多地方盲目提出城市人口5年目标达到100万或200万，实际可能难以达到。因为，“即使你造了城，人也不一定来。”

而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但是城市人口不断扩张。比如北京规划的2020年人口规模为1800万，但2012年已经突破了2000万。

导致如此的原因是，北京的教育、医疗、服务业资源不仅集中，而且高端。魏后凯称，农业人口大批涌向大中城市的结果是不幸的，北京如果发展低端产业，可能5000万人口也挡不住。

这就造成大城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同时小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公共服务相当落后，缺乏就业机会，缺乏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发展相对不足。

魏后凯建议，农民工转为市民应该采取稳步推进的办法，逐步推行居住证制度，尽快对就业、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现有各项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取消按户口性质设置的差别化标准，妥善解决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鼓励城市近郊区和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就地实现市民化。

同时对于大中小城市要实行不同的战略。这可以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吸纳人口，积极培育壮大不同等级的城市群，要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培育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级的三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增长引擎。

为此，下一步镇区人口在10万的县城需要尽快改市。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95个县可以作为“撤县设市”的候选对象，“要推进城镇化，可能要适当地增加城市的数量，需要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魏后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