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的诉求

京津冀的打算各不一样。北京想转移人口压力以及批发市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河北想吸收批发市场，并且还想要发展高端产业，天津只想要金融、科技、互联网等高大上的产业。于是，矛盾就开始了

“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了。”一位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研究员如是概括当前的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的形势。这种描述或许不准确，却多少反映了京津冀三地对于一体化的利益与诉求并不相同。

说穿了，京津冀三地对于一体化背后的利益，有各自的想法，所以在态度冷热上，表现不尽相同。

“北京不要的污染企业，我们河北当然也不要。”上述河北省商务厅的处长说得很直白。

上述处长表示，三地政府之间对一体化的认识程度，决定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推动速度与力度。“北京本位思想比较重，宁可把产业转移到怀柔、大兴等地而不往河北转移。不然，当地税收等都会减少。天津也是如此，把自己的项目留在当地。”上述处长明确表示，如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出于财税的考虑，不需要企业出去。而企业则会按照经济规律，追求利益最大化，“哪里能赚钱，哪里效益最大，企业就去哪里。”

“如果企业注册在北京，不需要他们来我们这儿。”保定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冰说得同样直白。在王冰看来，如果企业注册地在北京，保定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地皮与服务，却带不来财政税收，那就相当不划算。

在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记者发现，各大商家对于市场转移到河北保定白沟并不积极，“我在这儿好好的，为何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在白沟，一些民众对于服装企业的到来，也同样不感冒，认为这会抬高当地的房价，增加当地人的生活成本。

“北京想转移人口压力以及批发市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河北想吸收批发市场，并且还想要发展高端产业，天津只想要金融、科技、互联网等高大上的产业，而且基础比河北要好。”京东集团政研室研究员、高级经理李贺明如是看待京津冀三地在一体化中各自的利益诉求，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财政与税收。

“大家为什么不能跳出一亩三分地这种思维惯性，就在于现行的分灶吃饭，分税制的财税体制，这种以行政单元为基本单元的经济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必然是造成不同的区域以各自利益为重。”赵弘表示，每个地方政府都面临吃饭、稳定、发展的多种需求，北京如此，河北、天津也是如此。

一盘一体化大棋，包罗了各方利益与诉求，如何在各方利益间找到平衡与做出抉择，显然需要大智慧与大技巧。

难点不少

京津冀一体化并非新概念，“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等都是这二市一省的区域发展方案。难题到底在哪？“地区竞争模式”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最近把北京的企业迁到了保定，其实我最大的愿望，还是在北京成立一家或者几家公司。”金锁股份挂牌（上市）企业董事长梁文清向记者表示，她把北京的公司迁回保定，心不甘情不愿，因为北京是大市场，是高端人才的集聚地，保定这边虽然也有不少高校与人才，但相比北京，还是没有优势。

“在程序、规则等许多方面，保定和北京方不一致。虽然高铁通了，但两边来回跑，花费太多时间，耗费太多精力，折腾不起。”梁文清感恩着保定的服务态度与创业环境，却也惦记着北京的大市场与人才优势。对她来说，如果京津冀一体化能解决企业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那么企业的发展将更加如虎添冀。

梁文清的难题，只不过是京津冀一体化诸多难题中小小的一个缩影。追溯京津冀地区合作的历史，也许会对京津冀一体化难题有更清晰的认识。

京津冀一体化概念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及，如“首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与此同时，与京津冀一体化相关的政府文件、政策建议、规划、研究报告、学术文章也多如牛毛。然而，三十年过去，京津冀一体化还得重提，阻碍京津冀一体化的难点何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宣晓伟分析出三点原因。他认为，“地区竞争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谓“地区竞争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通过中央向地方放权、财政税收、公共服务、晋升考核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具体措施，使得每个地方成为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这些利益相对独立、且各个地方很大程度上握有自身发展的主动权，这种互相激烈、甚至惨烈竞争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的效果，最为明显的就是造就了每个地方“划地为牢”、“以邻为壑”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策略，由此形成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行政壁垒。

宣晓伟认为，“中央决策、地方执行和碎片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和“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程度过深、京津冀地区之间的行政权力差别过大”是阻碍京津冀一体化的另两个重要原因。

“行政推动最后要打破壁垒，让位于市场，最终行政要退出，只做该做的规划与引导，这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遇到的特殊难题。”区域经济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秀山如是表示。

城市群经验

中国并非缺乏培育城市群发展的经验，比如珠三角、长三角、长株潭、中原城市群等。但最大问题是，此前的城市群多是自发形成，而这一次却是要自主推动

比照城市群发展层次更高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京津冀现有问题的办法。

“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力量冲破行政壁垒，横向联系代替纵向联系，在市场的作用下区域经济水到渠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表示，长三角、珠三角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民营经济、三资企业为主要载体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行政区域特色经济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发展，迫使地方政府职能做出调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区域经济也随之形成。正是在市场的调配作用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产业群落，形成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产业发展氛围。

李义平认为，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两种典型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都诞生于珠三角，拥有发展市场经济的DNA。而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政府都因此变得“超然”、“豁达”，积极寻求新定位，提供配套公共服务。比照京津冀地区，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国有经济占比高，地方政府控制资源能力强，行政力量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周边各大城市功能趋同，自成体系。

“京津冀地区存在大量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二元经济结构。”李义平表示，京津冀地区由于户籍制度没放开、民营经济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长三角、珠三角困难。虽然北京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但难以流到周边，对周边经济辐射小。

此外，从历史上看，京津冀地区缺少市场经济因素，官本位思想严重，发展市场经济的愿意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