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古北

到上海一年后，李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这让她下定决心留下来。“为了表示在上海创立一番事业的决心，我们在上海只用中文名字。”

李丽的丈夫Brett也是美国人。Brett在美国的大学里选修过中文，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李润”，为了表示是一家人，他给老婆Kiera取的“李丽”这个名字，都姓李。

不过对李丽来说，同一个姓氏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最初的巨大差异。“我来中国是因为兴趣，也没有好工作。但他却是一个高富帅。”

就在李丽四处“打工”的时候，李润已经是一家美国公司上海分公司的高管，住在上海古北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里。

古北是外籍商务人士聚居区，一套公寓的月租金，差不多相当于李丽的月收入。在这里，李丽感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气息。豪华公寓、专属司机、住家保姆，还有每月一次的高管家庭聚会，以及聚会中种种有关文化差异、水土不服引起的笑话，这些让李丽觉得自己真的“融入”了上海。

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李润“上位计划”失败了。在来上海前，李润在公司的拉美分公司担任销售主管，因为业绩好，所以有了提升为总部销售总经理的机会。

为了给自己的上位增加筹码，李润主动要求到中国市场工作，“当时中国业务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这将是公司未来最重要的市场。这就像在中国，官员提拔前一定要去最重要的基层干几年，工作经验很值钱。”直到现在，李润还为自己“充满中国智慧的政治头脑”而得意。但那时他还没体会到“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句中国老话。

在一轮激烈的竞争后，李润落败，公司要把他调去欧洲市场，那里的销售业绩正连年下滑。

权衡再三，李润选择离开原来的公司，留在上海。“在欧洲公司，你只能做到阻止或者延缓下滑，但在中国，你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快的增长。”

实际上，李润对于自己在中国的前景还是估计得过于乐观了。

一番挑拣，李润最终在一家跨国公司谋得了一个中层职位，薪资待遇比以前低了很多。“以前除了基本工资，还有住房津贴、小孩教育津贴等很多津贴，还能享受和美国一样的假期。但现在，因为我是在上海找的工作，而不是总部派来的，所以待遇跟中国员工差不多，只有基本工资，其他的津贴全部没了，假期也没了。”

这对李润是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落差。他感到自己与本土员工相比，已经没有了任何优越性。

辗转流离

2012年圣诞节过后，李润和李丽就住房问题爆发了一次争吵。

李润在古北的“豪宅”原本由他的上家公司支付房租，离职后房租成了沉重的负担。李丽坚持换一套更便宜的房子，而李润却有心理障碍，认为这会让他逐渐疏远原先的圈子。李丽却觉得那种心理是不切实际的“虚荣”。

最终，李润还是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了。他们搬到了杨浦的新江湾城。虽然没有古北那么高档，但这里也是上海一个著名的低密度大型国际化社区。每个月9000元的房租，对李润来说轻松多了。

但是，通货膨胀、房租上涨和雷打不动的工资，还是让李润的压力一天天在增大。在2013年5月准备续约的时候，房租从9000元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3万元。

李润只得另谋住处。

朋友告诉李润，中山公园还有月租金在7000元以下的房源，联洋也有月租金1万元以下的公寓，有时候运气好，还能租到更价廉物美的房子。

可李丽亲自去转了一圈后才发现，朋友说的已经是“去年的行情”。进入2013年，这两个地段的房屋租金也上涨了近30%，传说中的低价房早已被一抢而空。无奈之下，李丽在朋友的推荐下住到了虹口，虽然没有了高档国际社区的气氛，但房租却比原来便宜了1/3。

当然，代价就是“老乡们”与李丽一家有意无意的疏远。对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住在哪里，是划分圈子的一个重要标准。“那能体现出公司的实力，以及你在公司的地位。”

住房只是李丽一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物价飞涨，小孩的教育经费和医疗问题等让李丽一天天深陷“柴米油盐”的困扰。当年雄心勃勃的李润也开始动摇，考虑回国。

“中国的压力太大，而我也买不起上海的房子。”李润自嘲道。

有人选择离开，也有更多人选择进来。

跨国猎头企业翰德最新一次的亚太区域招聘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司的平均人才流失率高达10%到20%， 这也就意味着， 超过80%的中国企业有着招聘的需求。 即使在2009年经济最低迷的时候，中国还是有33%的企业在增聘人手。

不过，虽然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量一直有增无减，但近几年，这个趋势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外国年轻人来到中国， 从底层职位做起， 他们与中国的年轻人拿着同样的薪资，乘地铁上下班，为商务区昂贵的午餐而烦恼。当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成为企业用人的参考，他们在中国待遇的变化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而像李润与李丽这样在中国“打拼”的外国人，或许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