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存量已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天量数字背后透射出何种经济问题？笔者试从以下几个问题加以分析。

首先，货币究竟有没有超发？

改革开放34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44倍，广义货币增长了1140倍。货币供应量增幅是GDP增幅的8倍。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通胀率年均增长约6.25%，以复利计算，通胀倍数约为8倍。30多年来面粉、鸡蛋、猪肉、中华烟等生活日用消费品涨幅约在7~10倍之间，与总体通胀倍数基本吻合。

都是8倍！这不是巧合，而是货币超发的必然后果。

1140倍、144倍、8倍——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30多年来，货币增速远超经济增速，经济增速大于工资上涨的速度，货币严重超发。货币超发多少倍，通货相应膨胀多少倍。

第二，货币超发了多少？货币超发的“老虎”是从哪些“笼子”跑出来的？

首先是外汇占款。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约3.3万亿美元，同期外汇占款余额约为27万亿元，相当于累计约有27万亿元的货币被发行出来。其次是政府债务。目前中国国债余额约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据保守统计约12万亿元，两者合计约20万亿元。虽然央行不得直接认购国债和其他债券，但央行却可以在公开市场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认购。以上两项合计约47万亿元。

改革开放34年间，我国GDP增量约为51.5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量约为98万亿元。广义货币增量比GDP增量多出约47万亿元。

都是47万亿元！这同样不是巧合，说明这些年货币超发了约47万亿元。

第三，超发货币流向了哪里？

数据显示，我国房改后的20年间中国房价上涨了约20倍，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上涨了50~100倍，远超8倍的物价涨幅。截至2012年底，全国存量住房约179亿平方米，合计总市值约100万亿元。如果算上农村房产、小产权房和城市商用房产，总值约200万亿元。

由此看出，楼市是吸纳超发货币的主要场所。房产是一种特殊产品，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属性。一方面，作为消费品，房产泡沫是中国恶性通胀的替代品，避免了恶性通胀的爆发；另一方面，作为投资品，房产是生产成本主要构成部分，在传导机制下，房产成为通胀的主要“幕后推手”。

第四，超发货币引发了哪些问题？

首先，引发了房产泡沫。在中国现有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土地。土地价格不降，房价不可能下降。资本天生逐利，超发货币对房产泡沫的形成推波助澜，越吹越大。目前中国房产总值约200万亿元，如果任由资金炒作，房价再涨1倍，则纸上财富会增加200万亿元，那么将使实体经济萎缩，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基本面扭曲变形；而一旦房价大幅下跌，涉及百万亿元量级的资金链必将断裂，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陷入混乱状态，从而重蹈日本“失去的20年”的覆辙。

30多年间，我国GDP的实际增长约25倍，同期中国人均住房只增加了约5倍；房地产行业对社会资金的占用水平高于其他行业，但供给效率低于其他行业，房地产行业跑输了国民经济整体水平。

其次，导致政府角色错位。政府债务是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中国政府债务侧重于供给端管理，政府充当运动员角色，超发货币主要用于政府主导投资项目，投资决策演变成政策决策、政绩决策甚至官本位升迁决策，政府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美国政府债务侧重于需求端管理，政府充当裁判员角色，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使货币发挥作用。国债主要是作为短期融资票据使用，用来弥补市场流动性的不足。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实施了约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救纾困计划，通过证券市场购买行为来重建金融机构资本和支撑消费者信贷。截至2012年8月，已通过抛售证券回收了约83%的资金。其中对花旗集团、美国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富国银行、房利美、房地美等的投资均取得正收益。

再次，埋下债务危机隐患。目前，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层层加码不放松，土地财政收入增长难以为继，政府负债只能靠发新债换旧债来解决。在持续通胀下，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政府负债率不断上升，埋下债务危机隐患。

最后，资金挤出效应致使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有政府信用做担保，有不断上涨的纸上房价做抵押，银行业资金自然会向政府债务投资项目和房地产行业倾斜，民营企业及广大中小企业遭受融资歧视。在天量货币存量下，资金严重过剩现象与资金严重饥渴现象同时并存，不能不说是中国金融市场的离奇怪象，金融市场的效率之低下可见一斑。

从本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货币超量投放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就像输血急救一样，只能在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取得短期效果；血液本身并不是药方，宽松货币政策不应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确定货币发行的规模要综合考虑经济总量、社会融资难易程度、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金融效率等因素来决定，货币超发对经济贻害无穷。

货币超发是在中国特有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下的产物，管制是货币超发的滥觞。从管制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进程任重而道远。货币天然无“好”和“坏”之分：在自由市场经济下，货币更多发挥其“好”的属性；在管制经济下，更多发挥其“坏”的属性。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