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兜底”政策少数人的牟利工具 亟须修正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是在最近几年各地政府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而推出的惠民举措，各地政府在推出这些保障性住房时，大都规定了受惠者不能将它们用于转租、转借等牟利性行为。但是，在湖南长沙的一些保障性住房小区中，部分住房却已被住户转租，原本每月只要几十元租金的一套廉租房被转租后，租金可以涨到600多元，最高的可达到2000元。保障房大楼上甚至高高地悬挂着刺眼的招租广告。

保障房是以政府向低收入群体让利为前提条件推出的一种“兜底住房”，现在却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当这种现象横亘于我们面前的时候，很容易想到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分配存在很大漏洞，一部分并不符合保障房分配条件的人得到了他们不应该得到的利益，甚至其中不乏与权力勾兑的腐败现象。

但是，假如某处被出租的保障房，其“房东”确实是住房困难户，符合保障房分配条件，但他在得到了保障房后却未去入住，宁愿仍旧挤在原来的蜗居中而将保障房用于出租，政府又该如何对待他们？不管是强令他们必须入住保障房，还是将保障房收回，虽然在操作上也许并不是太难，但政府如果真的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侵入民众私域空间的问题。因此，面对保障房被转租这种现象，加强监管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意识到，现行的保障房政策存在需要修正的不足之处。

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得到了重视，向他们提供保障房也被作为一项“政府工程”积极推进，但是，无论是廉租房，还是经济适用房，都是由政府来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住进来，享受这种非市场化的住房，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只能“一刀切”，无法做到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制订“一对一”的措施。另外，家庭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变动，但公共政策在颁行以后却需要相对稳定，当家庭人口减少后，原来得到的保障房就有可能成为富余财产。这样一来，势必有一部分家庭能够从保障房中得到溢出于“兜底”本意的利益，从而让保障房出现触动社会敏感神经的问题。

更为麻烦的是，由于政府与住户共享保障房的产权，地方政府在行使这种权力的过程中，既不能损害入住者的权益，又不能因为过于迁就而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其间的尺度掌控将牵扯政府很大的精力。当保障房被一部分人用于出租牟利的现象出现时，它对于政府所应维护的社会公平底线已经形成一种破坏作用。

事实证明，由于公共政策所存在的先天的局限性，由政府直接向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保障房，很容易产生漏洞，这也表明由政府来包办本应由市场解决的住房问题，并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保障房将出现更多的问题。因此，政府有必要吸取教训，对住房“兜底”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正。比如，政府可以向确实存在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一对一”的货币补贴，鼓励他们到市场上租房居住，同时对他们作出必要的限制规定，比如在家庭因婚丧嫁娶等导致人口出现变动时，必须报知发放货币补贴的部门，以便相关部门及时调整补贴。实际上，早在本轮房地产调控大规模展开之前，上海等大城市就已经实行过对住房特困家庭外出租房以后的货币补贴，而一旦这些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比如子女成年以后就业了，住房补贴也随之结束。很显然，相比于建造保障房分配给他们，这种政策更具灵活性，也更具操作性。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它不像成片建造起来的保障房可以在电视荧屏上展览出来，给地方政府的形象增加分数。